據有關媒體報道，在我國，排污權交易的第一個典型案例出現在江蘇省。2002年夏，江蘇省太倉市計劃擴建太倉港環(huán)保發(fā)電有限公司，但在設計方案中每年二氧化硫排放超標2000噸，工程面臨擱置的困境。而當時南京下關電廠每年二氧化硫的實際排污量比核定量少了3000噸。于是在江蘇省環(huán)保廳的協調下，雙方實施排污權交易。從2003年7月起至2005年，“太倉港”每年從南京市下關發(fā)電廠異地購買1700噸的二氧化硫排污權，并以每公斤1元的價格支付170萬元的交易費。雙方還商定到2006年之后，將根據市場行情重新決定交易價格。交易的結果看起來是皆大歡喜，但事情并不都是這么簡單。
排污權交易在我國還面臨著諸多問題：由于普遍技術水平較低和缺乏環(huán)保資金，減排的供應方嚴重不足，大部分企業(yè)排污都處于超標運行狀態(tài)，自顧尚且不暇，何來余力出售減排指標？另外，如果企業(yè)向環(huán)保部門“尋租”的成本低于購買減排指標的費用，還可能帶來“尋租”腐敗等問題。不能指望能夠找到一種完美制度讓所有的問題迎刃而解，我們所能做的，只是在種種的備選方案中挑選出最優(yōu)的一種選擇。依靠一種以經濟為誘因的制度，把環(huán)保問題納入市場經濟的軌道，讓“看不見的手”自發(fā)地進行調節(jié)，從而降低減排的成本，最終達到控制污染物排放總量的目的，這恐怕就是目前人類能夠選擇的最佳路徑。

據有關媒體報道，在我國，排污權交易的第一個典型案例出現在江蘇省。2002年夏，江蘇省太倉市計劃擴建太倉港環(huán)保發(fā)電有限公司，但在設計方案中每年二氧化硫排放超標2000噸，工程面臨擱置的困境。而當時南京下關電廠每年二氧化硫的實際排污量比核定量少了3000噸。于是在江蘇省環(huán)保廳的協調下，雙方實施排污權交易。從2003年7月起至2005年，“太倉港”每年從南京市下關發(fā)電廠異地購買1700噸的二氧化硫排污權，并以每公斤1元的價格支付170萬元的交易費。雙方還商定到2006年之后，將根據市場行情重新決定交易價格。交易的結果看起來是皆大歡喜，但事情并不都是這么簡單。
排污權交易在我國還面臨著諸多問題：由于普遍技術水平較低和缺乏環(huán)保資金，減排的供應方嚴重不足，大部分企業(yè)排污都處于超標運行狀態(tài)，自顧尚且不暇，何來余力出售減排指標？另外，如果企業(yè)向環(huán)保部門“尋租”的成本低于購買減排指標的費用，還可能帶來“尋租”腐敗等問題。不能指望能夠找到一種完美制度讓所有的問題迎刃而解，我們所能做的，只是在種種的備選方案中挑選出最優(yōu)的一種選擇。依靠一種以經濟為誘因的制度，把環(huán)保問題納入市場經濟的軌道，讓“看不見的手”自發(fā)地進行調節(jié)，從而降低減排的成本，最終達到控制污染物排放總量的目的，這恐怕就是目前人類能夠選擇的最佳路徑。

據有關媒體報道，在我國，排污權交易的第一個典型案例出現在江蘇省。2002年夏，江蘇省太倉市計劃擴建太倉港環(huán)保發(fā)電有限公司，但在設計方案中每年二氧化硫排放超標2000噸，工程面臨擱置的困境。而當時南京下關電廠每年二氧化硫的實際排污量比核定量少了3000噸。于是在江蘇省環(huán)保廳的協調下，雙方實施排污權交易。從2003年7月起至2005年，“太倉港”每年從南京市下關發(fā)電廠異地購買1700噸的二氧化硫排污權，并以每公斤1元的價格支付170萬元的交易費。雙方還商定到2006年之后，將根據市場行情重新決定交易價格。交易的結果看起來是皆大歡喜，但事情并不都是這么簡單。
排污權交易在我國還面臨著諸多問題：由于普遍技術水平較低和缺乏環(huán)保資金，減排的供應方嚴重不足，大部分企業(yè)排污都處于超標運行狀態(tài)，自顧尚且不暇，何來余力出售減排指標？另外，如果企業(yè)向環(huán)保部門“尋租”的成本低于購買減排指標的費用，還可能帶來“尋租”腐敗等問題。不能指望能夠找到一種完美制度讓所有的問題迎刃而解，我們所能做的，只是在種種的備選方案中挑選出最優(yōu)的一種選擇。依靠一種以經濟為誘因的制度，把環(huán)保問題納入市場經濟的軌道，讓“看不見的手”自發(fā)地進行調節(jié)，從而降低減排的成本，最終達到控制污染物排放總量的目的，這恐怕就是目前人類能夠選擇的最佳路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