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07年6月，劉先生與公司訂立了一份兩年期的勞動合同，合同約定：劉先生產品研發(fā)部工程師，實際月工資9000元。2008年4月，公司通知劉先生稱公司進行業(yè)務和產品結構調整，產品研發(fā)停止，故安排劉先生調整工作崗位為生產部工程師，按變崗變薪的原則對劉先生的工資進行調整，月工資為7000元，劉先生對此沒有異議并在調崗單上簽字，雙方按新崗位履行。2008年8月，劉先生以公司克扣工資和單方變更勞動合同的理由解除勞動合同，要求公司按原合同9000的標準補發(fā)工資差額，并要求公司支付經濟補償金。
公司認為工作調整是雙方協(xié)商一致的，不存在補發(fā)差額和經濟補償金問題，同時要求劉先生履行提前一個月通知的義務，否則需承擔賠償公司損失的責任。雙方意見不一發(fā)生爭議，劉先生向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請勞動仲裁，要求公司按每月9000元的標準補發(fā)工資差額和經濟補償金。公司在答辯中提出要求劉先生賠償未提前通知解除勞動合同的損失。

小王于2005年3月到某公司工作，雙方簽訂為期3年的勞動合同。2005年11月30日，公司向小王協(xié)商提出解除勞動合同的要求，小王表示同意，雙方未以書面記載協(xié)商內容。公司將經濟補償金結算單交予小王，并告知將在辦結工作交接手續(xù)后打入其工資帳戶。
此后，公司多次通知小王辦理離職手續(xù)，小王未予理睬，公司也未支付經濟補償金。2006年1月，公司以“勞動合同尚未到期，且未辦理離職手續(xù)，小王擅自離職”為由，申請勞動仲裁，要求小王賠償因其擅自離職而給公司造成的損失。
小王認為雙方勞動合同已于2005年11月協(xié)商解除，不存在擅自離職，并提出要求公司支付經濟補償金的反請求。

小王于2005年3月到某公司工作，雙方簽訂為期3年的勞動合同。2005年11月30日，公司向小王協(xié)商提出解除勞動合同的要求，小王表示同意，雙方未以書面記載協(xié)商內容。公司將經濟補償金結算單交予小王，并告知將在辦結工作交接手續(xù)后打入其工資帳戶。
此后，公司多次通知小王辦理離職手續(xù)，小王未予理睬，公司也未支付經濟補償金。2006年1月，公司以“勞動合同尚未到期，且未辦理離職手續(xù)，小王擅自離職”為由，申請勞動仲裁，要求小王賠償因其擅自離職而給公司造成的損失。
小王認為雙方勞動合同已于2005年11月協(xié)商解除，不存在擅自離職，并提出要求公司支付經濟補償金的反請求。

小王于2005年3月到某公司工作，雙方簽訂為期3年的勞動合同。2005年11月30日，公司向小王協(xié)商提出解除勞動合同的要求，小王表示同意，雙方未以書面記載協(xié)商內容。公司將經濟補償金結算單交予小王，并告知將在辦結工作交接手續(xù)后打入其工資帳戶。
此后，公司多次通知小王辦理離職手續(xù)，小王未予理睬，公司也未支付經濟補償金。2006年1月，公司以“勞動合同尚未到期，且未辦理離職手續(xù)，小王擅自離職”為由，申請勞動仲裁，要求小王賠償因其擅自離職而給公司造成的損失。
小王認為雙方勞動合同已于2005年11月協(xié)商解除，不存在擅自離職，并提出要求公司支付經濟補償金的反請求。

某家具廠因生產經營需要搬遷到外區(qū)。該廠為工人們提供了上、下班的通勤車，辦理飯卡、工卡等手續(xù)，還增加了工人的交通補貼。該廠絕大部分職工即日起去新廠區(qū)上班，但有20多名職工不愿意去新廠上班，并向該廠提出解除勞動合同的要求，并要求工廠給予一次性經濟補償金。工廠則認為，雖然生產地點搬遷，但新廠距原廠距離僅十多公里，且廠方已經提供了上、下班的通勤車等條件，勞動合同處于能夠繼續(xù)履行狀態(tài)，絕大部分職工都認為能夠履行，自己也沒有主動辭退職工，是職工不愿意到新廠上班，他們的解除行為應當屬于辭職性質，工廠不該支付經濟補償金。
雙方協(xié)商不成，職工提出勞動仲裁，提出解除勞動合同并要求工廠支付經濟補償金。

某家具廠因生產經營需要搬遷到外區(qū)。該廠為工人們提供了上、下班的通勤車，辦理飯卡、工卡等手續(xù)，還增加了工人的交通補貼。該廠絕大部分職工即日起去新廠區(qū)上班，但有20多名職工不愿意去新廠上班，并向該廠提出解除勞動合同的要求，并要求工廠給予一次性經濟補償金。工廠則認為，雖然生產地點搬遷，但新廠距原廠距離僅十多公里，且廠方已經提供了上、下班的通勤車等條件，勞動合同處于能夠繼續(xù)履行狀態(tài)，絕大部分職工都認為能夠履行，自己也沒有主動辭退職工，是職工不愿意到新廠上班，他們的解除行為應當屬于辭職性質，工廠不該支付經濟補償金。
雙方協(xié)商不成，職工提出勞動仲裁，提出解除勞動合同并要求工廠支付經濟補償金。